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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近代中国是如何被毒品祸害近百年的?

【更新时间: 2019-07-05 15:56:04 来源:本站 点击数:236】【字号:

  今天是联合国确立的国际禁毒日,目的是为了引起各国、各地区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号召全世界人民共同抵御毒品的侵袭,与毒品犯罪活动作坚决的斗争。巧合的是,1839年的今天,中国刚刚结束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人类历史第一次禁毒行动-虎门销烟。

  一百多年过去,我们再回首虎门销烟,发现即使它在中国禁毒史有着重要意义,却并没能阻止鸦片毒品在中国的泛滥,反而间接引发两次鸦片战争,让原本名义上违法的走私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甚至转向用土制鸦片抵抗洋鸦片的极端路线。

  不否认,虎门销烟的动机是想遏制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但为什么采取了如此高压的态度,反而起到加速作用,让鸦片更加泛滥。这是因为腐朽的清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走私鸦片的畅销是由于国内市场有巨大需求的结果,而不是起因。

  吸食鸦片的不良习尚在明末清初早有苗头,明清两朝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危害,即使在1729年,清雍正皇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也只是从道德观念出发,且徒有虚名,后期的禁烟名臣林则徐曾言:“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

  自清雍正皇帝颁布禁烟令以来,之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有发布禁烟法令,且一代比一代严厉,但结果是鸦片越禁越多,烟毒越禁越烈。终其原因,是清廷官场上下,以及普通社会民众都不能清醒认识到鸦片毒品的巨大危害,自然就没有上下一心的禁毒意愿。

  不仅如此,从皇帝到官吏,一边发布和制定禁烟令,一边却享受着走私鸦片外商送来的丰厚回扣,禁烟令成为一道空文。这种上下一致的贪污,不仅助长了鸦片的泛滥,也埋下英国对清政府发动鸦片战争的祸根。

  尽管我国很早就开始种植罂粟,但多数是为了观赏花卉以及制作药物之用,所种植数量并不多。但到了明末清初之时,吸食鸦片已然成为一种社会习俗,需求量大增,于是一些商人开始从东南亚进口鸦片,这让重商贸的西方帝国主义看到巨大的商机。

  最开始来的是葡萄牙人,他们从东南亚的华人了解到中国对鸦片有巨大需求,于是派遣使者来华,谋求建立商业贸易关系,之后又通过收买官员,将澳门窃取为他们在中国的居留地,伺机开展鸦片贸易。

  葡萄牙从明末开始就把其印度殖民地果阿和达曼的鸦片运往中国销售,到了清雍正年间,每年差不多要运送10000公斤鸦片到中国。由此可见,此时的清朝已经有了庞大的吸食鸦片群体。1729年清政府颁布第一道禁烟令之后,葡萄牙人没有停止鸦片贸易,而是改为走私。

  随后而来的西班牙、荷兰人也纷纷学习葡萄牙,将自己亚洲殖民地种植的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工业之后,这两个国家先后被英国击败,拱手让出了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地,整个东方的鸦片贸易开始被英国人独霸。

  英国人很早就想与中国进行双向贸易,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英国货并不受中国人欢迎,反倒是精美绝伦的中国货,诸如瓷器、茶叶、棉布等,在英国引发热销。一边是滞销的英国货,一边是热销的中国货,导致的结果就是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此时英国还没有武力殖民清朝的想法,但贸易逆差让其国内大量财富流入中国,走投无路的英国政府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商品,来打破困境。作为英国最大的商贸集团-东印度公司了解葡萄牙人的走私贸易后,开始着手制定消除贸易逆差的武器-鸦片。

  英国商人虽然之前也有走私鸦片,但并没有得到国内官员们的支持,数量一直不大。直到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游说,鸦片可以解决日益增长的中英贸易逆差问题,官员们的态度才发生改变,全面支持走私鸦片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先是在亚洲殖民地大肆推广种植罂粟,将印度变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罂粟栽培地,然后又在加尔各答建立大型鸦片工厂,将鸦片调制成适合中国吸食者喜欢的口味,最后用武力击败所有竞争对手,垄断整个亚洲的鸦片贸易。

  鸦片走私迅速扭转了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也让英国政府尝到了甜头,为之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伏笔。值得一说的是,同一时期的美国与清朝进行双向贸易时,同样面临贸易逆差的问题,他们同样用走私鸦片的方法,摆脱了贸易逆差。

  虽说西方帝国主义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怀着包藏祸心向清朝倾销鸦片,但不能否认正是因为清政府上下官吏贪污,亲身参与鸦片吸食和走私贩卖,让整个国家有了巨大需求,才给了西方帝国主义机会,让中国鸦片更加泛滥。

  自西方殖义兴起以来,帝国主义们用尽各种手段使落后国家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而鸦片无疑就是对付中国最好的武器。在帝国主义们看来,这只是一场生意,你情我愿,至于发动鸦片战争,那是趁你病要你命。

  据相关统计,在虎门销烟之前,即1835年,清朝吸鸦片者就已经高达200万,各个阶层、行业,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僧尼、道士都有涉及。而京城更为普遍,皇室贵族、官吏大臣、宫中太监十之一二都是鸦片烟民。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阶层的示范效应,让吸食鸦片之风逐步往下渗透,甚至深入军队骨髓。曾有人指出,在清朝沿海7省的官兵中,不抽鸦片者非常稀少,因此这些军队士兵出征,必须带着两杆枪,一是作武器的长枪,二是享乐用的烟枪,战斗力可想而之。

  虎门销烟的壮举并没能起到遏制鸦片泛滥的作用,英国鸦片商贩趁机游说政府发动对清朝的战争,与清朝官吏打交道这么多年,他们很清楚这个古老的封建王国外强中干,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为了高利润,可以践踏世间一切!

  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里,鸦片战争是英国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其实这只对了一半,战争的发动确实是为了保证鸦片的倾销,但并不是所有英国议会成员都支持为鸦片贩子发动这场战争。

  从最新的历史档案来看英国议会其实已271票反对,262票赞同的结果,否决了政府向清朝发动战争的提议。但走私鸦片确实能充实英国国库,在这种利益下,议会的反对苍白无力,因为英国政府早已经下令,派海军舰队前往中国。

  等英国议会讨论结果出来,舰队已经在半路上了,发动战争的计划仍然照常执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此爆发,正如英国鸦片商贩所料,战争让西方列强看到一个外强中干的封建王国。值得一说的是,持反对意见的英国人并不代表正直,他们只是希望付出最低代价殖民中国。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彻底沦为鱼肉,西方列强纷纷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最主要是走私鸦片化身洋药彻底合法化,就像任何合法商品的成交公开进行。失败一方的清政府对于鸦片的流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禁烟令名存实亡。

  失去最后一道约束,鸦片在中华大地像江水决堤,一泻千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甚至连远离中央的也开始有人染烟毒。后期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也开始想方设法从鸦片捞钱,鸦片税就此诞生,之后成为清朝,以及后来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破冰行动》中有一句台词,人一旦体验到赚快钱,就会成瘾,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清政府尝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加速了鸦片在国内的泛滥,甚至有了“寓禁于种”的主张,即用土制鸦片洋鸦片,让白银不外流,此主张支持者无数,甚至包括之前的禁烟名臣林则徐。

  清政府采取“寓禁于种”之后,开始鼓励各省农民种植罂粟、制作鸦片,到了19世纪60年代,几乎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罂粟花开,而土制鸦片通过改良品种和提升制作技术,从最初的低廉质差发展成为质优价廉,有了与洋鸦片一争高低的资本。

  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国人沉迷于鸦片,甚至军队都是“烟鬼满营”,此后清政府对外战争一败再败,火烧圆明园、首都补攻陷,甚至连之前瞧不上的岛国日本,都可以打得当时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各种割地赔款,鸦片也是“功不可没”。

  世界各国无不鄙视这个衰弱、外强中干的古老帝国,在所有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就是一个遍地大烟馆,人人留着奇怪的长辫子,喜欢躺着吸鸦片的病夫形象,于是他们送来了“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经从鸦片的纯消费国家,发展成为生产、贩售、吸食为一体的毒品大国。吸食人数从鸦片战争之前的200万左右狂升至1000多万(数据不一定精确,但吸食人数在当时确实是居全球之首)。

  鸦片之所以在清朝蔓延、泛滥的原因,除了上下官吏、体制僵硬黑暗、生活环境恶劣导致当时的国人吸食鸦片找精神安慰外,清政府将鸦片彻底合法化,甚至鼓励各省农民广泛种植和生产土制鸦片对抗洋鸦片的政策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时期,已经意识到鸦片带来的税收不足以抵销其带来的危害,与英国达成双方逐年禁烟的协议时,中国内陆各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严重依赖鸦片,协议遭到官吏们集体反对,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势,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政府。

  熟悉墨西哥的都知道,这个国家如今毒贩横行,武装力量堪比军队。墨西哥政府不是没有努力过,他们与大大小小的毒贩们打了几场残酷的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主要贩毒集团,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扩大了地盘。

  墨西哥落得如此下场,除了是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之外,主要原因是上个世纪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毒贩趁机将利益网铺向整个国家的各个阶层,从政府,到军队,甚至连广大的农民都通过种植和生产毒品来维持生活。

  当毒品成了这个国家的硬通货时,必不可免的就会出现大利益团伙,贩毒集团是我们现在的称呼,按的叫法,他们应该是贩毒的军阀。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昔日又何尝不是今日墨西哥,从中央到地方军阀无不以鸦片为主要收入来源,广大的农民靠种植罂粟为生。

  但在之初,无论是孙中山先生的临时政府,还是后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都在延续清末的禁烟协议,多次发布禁烟法令,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各省也严格遵循政府初期制定的禁种、禁运、禁贩法令,局面一度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例如罂粟种植面积,鸦片的贩卖数量都呈下降趋势,但这一切在袁世凯称帝后功亏一篑。

  先是云南都督唐继尧为了给蔡锷将军领导的护筹集军费,重开烟禁,云南打着挽救共和的口号,大量种植罂粟和贩卖鸦片。之后护打到哪里,鸦片就贩卖到哪里,从而导致西南地区的鸦片吸食和种植又重新泛滥。

  袁世凯死亡之后,中国失去了名义上的统一,陷入军阀混战时代。各省军阀为了维持自己军队,有样学样,同样在领土大开烟禁,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为此还发明“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

  此后,除少数几个省份外,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时期的鸦片泛滥比清朝有过之无不及,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当时中国的鸦片产量是多少呢?早在1930年的鸦片产量就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

  不仅鸦片泛滥,新一代的吗啡、海洛因毒品开始流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吸食人员的数量达到惊人的8000万,占总人口的16.8%,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产毒、制毒、吸毒第一大国。与清末的鸦片泛滥不同,这次的主角没有西方帝国主义。

  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胜利之后,迫于禁烟的压力,颁布了《禁烟暂行章程》,规定不得进口毒品,25岁以上可以领照合法吸食三年(逐年递减戒毒),收取戒烟药品税,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明显改善泛滥的趋势。

  究其原因是国民政府表面开展禁烟,实则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收取烟税充实新政府国库。而一些的高级官员、军队首领与毒贩勾结参与贩毒,甚至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也是鸦片贩卖的既得利益者,上行下效,禁烟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著名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就是蒋介石在民间的鸦片合伙人,因为政府直接参与贩毒名声终究不好,而杜月笙又有着丰富的鸦片生意经验的,双方一一拍即合。鸦片为国民政府带来丰厚的利润,仅1929年,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

  为了方便杜月笙,蒋介绍授予其少将军衔,并任命为上海禁烟局负责人。杜月笙由此超越另外两大流氓大亨,成为当时黑道传奇人物。而蒋介古与军阀作战,屡屡能用金钱收买对方的将领和军队,也是依靠着丰厚的鸦片税收支撑。

  国民政府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从未停止贩卖毒品,杜月笙多次与戴笠、孔祥熙合作在港、渝、甚至日军占领区之间运送毒品,倒卖稀缺物资,大发国难财。这一切如果没有得到蒋介古默许,是基本不可能实现,当然孝敬也是少不了的。

  到了后期,的贩毒品生意进入全球市场,从欧洲到美国都有涉足,据美国政府的记载,在时期曾经收缴过大量外包装打着(中国)全国禁烟局的官方印记的海洛因毒品。据传闻,巅峰时期,杜月笙控制了全世界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总量的40%。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与今日墨西哥极其相似,经济结构问题严重,各省军阀,甚至中央都依靠鸦片、吗啡毒品解决财政收入问题。即使有正直负责的官员和组织想开展禁毒,结局不是被消灭掉,就是同流合污。

  时期的毒品泛滥,侵华日军也有很大的“功劳”,他们每占领一块地方,鸦片、吗啡、海洛因毒品贩卖必然随之而来,吸食者也日益增多。如此一来,日本即能通过贩卖毒品赚取侵略扩张的军费,又能更好的通过毒品奴役殖民统治内的中国人。

  “看到满洲的中国人走向堕落,是心满意足的。因为吸毒成瘾的人是不会去推翻殖民统治的”。这是一位日本人在东北占领地看到中国人吸食鸦片后的一番感言,其实也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心声。

  作为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日本非常善于学习和吸取教训,他们目睹清朝自鸦片战争之后沦为西方列强的鱼肉,深刻了解到鸦片的泛滥给个人、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因此他们严厉禁止日本人输入、吸食鸦片,但另一方面却制定针对中国的毒品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扩张战争,吞并、朝鲜半岛殖民地之后,便开始有计划的实施毒品侵略计划,先是开设官方垄断进口和制造鸦片,设置鸦片专卖制度,、朝鲜人民有钱就可以购买使用,但严禁在台的日本人吸食鸦片,对出售鸦片给日本人的人处以死刑。

  殖民地的鸦片专卖制度为日本当局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例如1898年,日本从鸦片专卖中获利350万日元,是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6.3%,这无疑让日本帝国义尝试到了甜头,也为后期的中国东北、华北、蒙疆、华中、华南等日本占领地提供了丰富的“鸦片经验”。

  1909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清、日、英等在内的13个国家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通过讨论并签署同意,自即日起,各国要严厉取缔和禁止吗啡、鸦片类毒品的制作和销售,并输出到其他禁烟国家。

  日本表面上同意万国禁烟会的决议,但背地却加速对中国的毒品侵略,他们利用英国逐渐减少鸦片进口中国的机会,有计划、有组织的逐年加大对中国的鸦片、吗啡走私量,迅速填补了英国人空缺的鸦片市场,成为继英国之后向中国输出毒品最多的国家。

  不仅在殖民地大肆销售鸦片,日本帝国主义有目的性的通过支持和纵容在华租界的日侨及浪人对中国进行鸦片走私,建立庞大的鸦片毒品贩卖网,导致输入中国鸦片、吗啡等毒品数量有增不减。其目的无非就是利用毒品来瓦解中国人的抵抗精神,好全面占领和殖民中国。

  除了走私大量走私鸦片之外,918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占领地还大肆引诱当地农民种植罂粟。早在1910年吞并朝鲜之后,日本就已经有在殖民地种植罂粟的经验,朝鲜在1933一1944年间,每年要种植6000-5000公顷,年产鸦片26000-39000公斤,几乎全部运往中国。

  全面侵华时期,凡是日本所占领之处,必然就有罂粟花开,没有一处不是毒品泛滥。日本利用占领地种植罂粟,除了可以稳定提供鸦片就近专卖,也为其向中国其他未占领之地走私鸦片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更是达到就近筹集军需物资的目的。

  日本不仅在殖民地境内大量种植和制造鸦片毒品,还通过提纯制作吗啡、海洛因等更强效的毒品,进一步将中国打造成他们向世界各国提供各类毒品的种植和制作地。1937年,当时的国联(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曾指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白面”(海洛因)、“麻药”(吗啡)都出自日人之手,经常是由日本或在日日人监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连及其他满洲、热河或中国城市所制造的。”

  没有民族精神的国家是非常可悲的,但对于侵略者来说是非常乐见的。所以让全体中国人沉迷在毒品之中,没有国家意识、民族精神,放弃抵抗,沦为行尸走肉,就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

  清朝著名思想家魏源曾言:“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但他没有想到,直到其死后近百年,鸦片流毒都没有在中国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颗让近代中国人沦为“东亚病夫”大毒瘤才得到肃清。

  相比国民政府“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禁烟运动,新中国非常重视毒品的危害,他们向全民普及鸦片、吗啡毒品的危害,发动群众展开戒毒、禁毒运动,另一方面采取“力劝两头,断斩中间”的策略,即规劝吸毒者不吸、种者不种,严格打击制毒贩毒。

  为了让大量烟民能早日脱毒,新中国政府在各地成立大量戒烟所,对于屡教不改者,则采取强制戒瘾。一直依靠种罂粟为生的农民,新中国政府也免费提供油菜、玉米、小麦等粮食种子,为他们先解决温饱问题,不再依靠种植罂粟为生。

  短短的三年时间,新中国使得种罂粟的不易卖出,吸食者也不易买到,除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偏僻山区尚有零星种植罂粟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先后实现了禁种,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流毒泛滥之祸害。

  此后无论多么动荡,但政府对鸦片、吗啡之类毒品的打击依然没有放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布数道禁毒的法律,并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与毒品做斗争,与清朝、朝令夕改的禁毒运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新中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举世公认的奇迹。直到改革开放后,毒品才再一次卷土重来,出现了诸如“法外之地”的毒品、泛滥的平远街、天下第一制毒村,嚣张至极。

  而一些境外毒贩,好像看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纷纷趋之若鹜,他们忘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雷厉风行的禁毒运动,忘记了新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强硬禁毒态度。很快这些“法外之地”被剿灭肃清,而那些境外毒贩被抓之后 ,该死刑的一律死刑,绝不废话。

  从满清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清醒的认识到毒品的危害,甚至饮鸩止渴般的参与其中,获取利益,就不会有坚定的禁毒愿意。这种上行下效的示范效应,民众更不会意识到毒品的危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警惕和之心,泛滥成灾也就顺理成章。

  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到日本制定的毒品侵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出现大量毒品吸食者后,侵略者也会知道,比起战争毒品才是最好的攻击“武器”,因为毁灭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就是毁灭其民族精神。

  通过历史,我们更看到鸦片流毒,历经清朝、、新中国三朝,得到的结果却是天翻地覆。清朝、让中国从一个纯鸦片消费国变为一个种植、制作、吸食的毒品大国,只有新中国雷厉风行的将这个祸害国家上百年的毒瘤彻底消失,重拾民族精神。

  这一切皆因新中国自上而下对毒品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唤醒民众自发毒品的意识。其实重温毒品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要旗帜鲜明的支持禁毒,因为不想历史重演,不想再被人称呼“东亚病夫”,更不想把中国变成墨西哥。